4月28日，诺基亚官方宣布，在一项由独立第三方咨询机构PA Consulting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诺基亚在5G专利中排名第一。这样一份声明，让诺基亚再次陷入全球5G专利排名的舆论漩涡中。

对诺基亚来说，之所以说是“再次”成为该话题的主角，是因为早在2019年，诺基亚就已经宣布该公司在PA Consulting给出的5G基于专利重要性原则（Essentiality）排名中位列第一，诺基亚专利和许可部门负责人詹妮·卢坎德（Jenni Lukander）对PA Consulting的排名大加赞赏，认为这是该公司在5G布局中的重要证明，不过德国另一家5G专利评级机构IPlytics随即表示了异议。

乍一看上去，这两件事就如同时光倒流一般重演了一遍。

对众多全球领先的网络设备商来说，5G专利是他们“秀肌肉”的最佳舞台之一，它直接昭示着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研发能力，甚至和运营商的议价能力能直接相挂钩。

对诺基亚来说，整个2019年，诺基亚诺通过专利和品牌许可，以及交叉专利混合授权，获得了约15亿欧元（18亿美元）的收入。

上个月中兴通讯官方公布了一个大致的5G专利许可的市场化方案，在越来越多的玩家加入到5G专利变现的战场之时，5G专利排名貌似被赋予了更多意义。专利数量和钱息息相关，它还能直接反映到账面上。可以想象，华为、中兴、高通、爱立信、诺基亚的5G专利之争只能更日趋白热化。

2019年，华为在年度财报中宣布其5G有效专利为85000项，同时诺基亚“低调地”宣布该公司涉足2万个专利族，爱立信声称拥有54000个已授权专利（granted）。分析师们担忧中美高科技之争会加速半导体和通信领域的技术标准的分裂，但却有意无意忽视了，在特朗普执政团队竭力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之前，5G专利边界和技术标准如何制定的模糊性已经越来越突出地摆在各大参与者的面前。

IPlytics2月份的5G专利排名

吊诡的是，这些全球顶尖的网络设备商都达成了一个缺陷性的共识：即专利不能只看数量，而且要有必要性和核心性的加权标准。很遗憾，目前令所有人信服的共识性评级机构仍在发育中，当这些公司作为运动员在赛场拼杀之时，IPlytics和PA Consulting等准“裁判员”也在努力证明谁才是金牌评审官，另一家5G专利评审机构GreyB根据另一套标准，把诺基亚排在了第四位，排第一的是华为，诸如此类的分歧不一而足。5G专利纠纷目前至少存在于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

鸿鹄质疑法

去年十月份，接受过“集微访谈”采访的Radio Free Mobile创始人Richard Windsor对GreyB的5G核心专利评价体系做了批评，他还拿飞机零部件作为类比，螺旋桨和承载机舱内小推车的挂件都是客机的组成部分，但飞机性能的重要性则有着天壤之别，而且Richard Windsor着重指出，如果某一家公司在3G和4G时代的实质专利数量中处在较为落后的位置，在5G时代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所谓的“弯道超车”，因为4G和5G共享某些核心IP，比如OFDM（正交频分复用）编码系统。

Richard Windsor认为专利数量从4G到5G是循序渐进而非“跃进”

真正引发论战的是2019年5月6日一篇署名Joff Wild的《5G专利，在质而不在量》的文章。该文发表在IAM-media.com后，引发了业内专家的热烈讨论，在各种反馈中，其中影响因子比较高的一篇当属第一作者为Matthew Noble（一共署名三个作者）的《那些决定5G专利领跑的因素》。

平心而论，Matthew Noble的这篇文章最大贡献在于其否定性的意义，他提出了一种假定性的指导意见，并分析了市面上广泛流传的评级机构数据不准确、不周延的原因，但并未真正给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框架和思路，文章中非常关键的一句话是“稍微调整统计口径和某个细小的变量，那么排名就会有较大的变化。”

Matthew Noble指出的几个重要变量包括：书面声明（declaration）与申请（application）的标准，专利族（patent family）下属的专利数等等，比如对某一专利族下的数量进行加权评定，但即便如此，Matthew Noble依然承认会时常冒出一些潜在变量。

在4G时代，两位通讯领域的专家David Cooper和Apostolos Kakaes就做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专利量排名，按照前者统计，三星的4G核心专利数量族为38个，华为是30个；后者则统计华为为43.5%，三星为23.5%，但Matthew Noble发现，前者在每个专利族上的研究时间为平均5到6个小时，而Kakeas在每个专利族上花费的时间则只有30分钟，于是他判定前者更为权威。然而，“慢工出细活”的行为逻辑放到5G专利的核心加权评分项目上，就真的一定合理吗？

事实上，Matthew Noble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是他对IPlytics和彭博社的批评，认为这两家的5G专利数据搜集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考虑到“申请延迟”问题。无论是IPlytics还是彭博社，数据都基于ETSI，即欧洲通讯标准协会（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但无论哪一家公司的专利，从书面申请（declaration）到纳入数据库（Database），都需要长达数月的时间。因此，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每家公司的专利排名可以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如下图： 

2018年9月1日至12月31日的ETSI专利录入延迟状况

总之，西方主流媒体如CNN，WSJ还有著名数据公司Statista的公开数据都只能代表某一时间节点的状况，而无法反映瞬息万变的，资讯密集的5G专利数量储备的全貌。

这篇文章三位作者都来自同一家单位，总部位于英国的Bird & Bird（鸿鹄）律师事务所，他们都是该律所专门研究专利和知识产权的法务人员。文章发表后，其影响因子远超同类型的业内评议，我们姑且称之为“鸿鹄质疑法”。

众多在5G专利沃土上辛勤耕耘的公司中，对“鸿鹄质疑法”大加赞赏并加以背书的貌似只有爱立信。加拿大知识产权局成员，同时也是爱立信首席知识产权官的Christina Petersson在公司官方网站上发表了题为《不要相信你所读到的有关5G专利的一切》的文章。愤世嫉俗般的外壳之下，内核依然重复归纳了“鸿鹄质疑法”，不过此文有所推进的地方在于两点，一是确认整个欧洲在5G专利申请数量上的领先地位，一是告诉公众主流媒体公布的数据都带有明显企业宣发和公关意味，充满了各种误导和偏见。

两则案例

爱立信如此热切回应“鸿鹄质疑法”，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因为“鸿鹄质疑法”的逻辑起点始于一场旷日持久的专利诉讼，诉讼双方是华为和Unwired Planet（简称UP），这场诉讼中，爱立信并不是完全置身事外的无利益相关者。

Unwired Planet曾是互联网软件领域的早期开拓者，后来从一家从事WAP协议的相关研究的企业转变成了纯粹的专利许可公司（NPE）。2013年，UP从爱立信收购了2000多件专利之后，随即在英国对华为、谷歌、三星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其中UP与华为的拉锯战最引人关注，左手收购之后，右手随即向全球最顶尖的5G专利拥有者发起诉讼，UP很容易给人以“专利流氓”的印象，不论控辩双方的真实意图以及最终的胜败，此案最大的争议点不在于标准必要专利（SEP）的认定或者定义，而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必须以诚信协商方式，提出符合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的授权条件，并提出授权要约。

专利纠纷诉诸法庭往往会旷日持久，控辩双方都希望以拖待变，通过增加沉没成本迫使对方就范，往往会陷入囚徒博弈困境而两败俱伤。同样深度牵扯到FRAND的是爱立信与三星的专利纠纷和解一事。

爱立信与三星的诉讼始于去年12月，这场官司的焦点和UP vs华为一案如出一辙——爱立信认为三星违背了FRAND（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条款，缘起于去年双方专利许可协议到期，三星对于爱立信提出的专利许可方案并不认可。

双方能在半年之内这样一个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和解让外界颇感诧异，由于双方签署的包括了5G技术在内的蜂窝技术相关专利的全球交叉许可协议是保密不公开的，所以外界无法得知爱立信所谓的专利许可协议到期、对手机市场的地缘政治影响、从4G到5G的技术转移的具体细节，镁光灯下的专利厮杀突然偃旗息鼓，让诸多看客感到意犹未尽，更主要的是，它无法具象化为可垂范性和导向性的判例，没能产生对未来5G专利许可的方式和价格具有决定意义的决定或者声明。当然这样一个期待有些过于理想化，双方各退一步，重新划分专利地盘的攻防边界是资深玩家的惯常反应。

这两则案例可以说是“鸿鹄质疑法”的副本：专利排名和数量是有争议的，界定模糊的，而且在现实层面上，它也无法构成专利诉讼的核心争议点。 

结语

“鸿鹄质疑法”对全球各大资深媒体、第三方研究机构和智库的5G专利数据权威性的挑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从语义发生学的角度看，书面声明（declaration），应用（application），专利族（patent family）的划定是业界共识金字塔的底座，从3G、4G时代一路走来的设备供应商逐渐夯实和加固了上述共识。但这个金字塔的终端和塔尖涉及到了更容易产生分歧的SEP（标准必要专利）、数据库的即时性、以及如何诠释FRAND，恐怕才是弥合第三方评议机构排名差异的关键。

而且“鸿鹄质疑法”明确指出了“谁才是5G专利最大赢家”这个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和企业操纵舆论和品牌宣发相关。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越来越会潜在地割裂行业评级标准的今天，5G专利数量排名体系会如同英特尔、三星和台积电的芯片节点定义一般，也许会更多趋向于参照性而非权威性。